唐代刘知几《史通·覈才》言：“欲称良史，须是文而不丽，质而不野，博而非芜，省而非缺，文而又约，质而能文，此所谓文洁也。”是说，好的史著，应有文采而不浮艳，质朴而不粗俗，征引广博而不芜杂，文笔简洁而不遗漏要义，文采与简洁、质朴与典雅高度统一即文质相宜，这就是“文洁”。
“文洁”是一个经典的概念。它是对“良史”之著作的要求，也是对其文风的要求。刘知几之言虽是史学批评，但其核心精神适用于文学等诸多学科的著作和文章。
“洁”者净也。所谓“文洁”，即文章著作要语言简练精粹，能以简驭繁以少总多，从而达到言约意丰、文近旨遥的境界。大凡文化经典多为“文洁”者。老子《道德经》区区五千言，《论语》不到两万字，成为代表东方智慧影响深远的思想宝库。苏轼《承天寺夜游》短短84字，形象地展现了澄澈空明的意境、含蕴深邃的哲理和作者在逆境中活出辽阔绽放异彩的超然人格，堪称中国古典散文的“神品”。并不是说文章和著作越短越好，曹雪芹10年心血撰成的《红楼梦》近百万字是享誉世界的文学经典，完全符合刘知几“文洁”的标准。无论长短，只要“文洁”就是“良著”。
当下，有的文章本来一千字可以说明问题却生拉硬扯出几千字的长文，正如刘勰所批评的“瘠义肥辞”“繁杂失统”。有人一年撰成几十万乃至百万字的著作，试问：其中究竟有多少有益学术、有益社会、有益人类文明的干货？此是文风之弊，也是“量化考核”的时弊。倡兴“文洁”，或可补救一二。
（作者：张学松配资最新，系广州理工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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